作者：刘建军，中国人民大学 a片
教授、博士生导师；董佳琦，中国人民大学 a片
博士生，东北石油大学 a片
讲师。
摘 要：我国学校思政课的名称或称谓并不是一开始就确定的，而是有一个演变过程。其间使用过若干个名称，主要从“政治课”“共同政治理论课”“马列主义理论课”，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课”“思想政治课”“社会主义教育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政治教育课”，再到现在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思政课”等。思政课称谓变化历程是思政课建设历程的一个重要侧面，此一现象应引起我们反思。思政课名称之所以长期以来没有得到统一表述，与其受关注程度、演化背景的复杂多变、思政课的多重属性、我国意识形态语言的丰富性以及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名称表达的多样性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些变化与探索反映了课程特点，也为之后称谓的规范奠定基础。
关键词：思政课；称谓历史；称谓规范
思政课的名称或称谓问题，是思政课研究特别是历史性研究不应忽视的重要问题。从历史上看，思政课并没有统一的名称，在不同时期使用了多种不同称呼。大体上说，演变经历了“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课程’到‘共同政治理论课’，再到‘政治理论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等，在21世纪初固定为‘思想政治理论课’”。[1]为什么会这样呢？这种情况是怎么发生的呢？我们应该做一详细历史考察，弄清思政课究竟有过哪些不同名称，并从理论上反思其原因和影响。
一、高校思政课名称的历史变迁
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政治课”“马列主义课”“共同必修课”“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理论课程”“公民政治课”
“政治课”的叫法很早就有，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大革命时期，黄埔军校就开设有政治课。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的士兵政治训练中，也上政治课。1929年12月，在《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中明确提出要“上政治课”，分为普通班、特别班、干部班。[2]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我们党创办了多所高等学校，也普遍开设区别于文化课的政治课。1939年3月，毛泽东给朱德等人的电报中谈到改进抗大分校的教育意见，提出“在政治课课程内容上，必须教列宁主义，这是政治上武装他们头脑的很基本的问题”。[3]这一时期也使用“马列主义课”说法，如刘少奇曾在党校讲授一个多月的马列主义课程；孙冶方曾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担任教育科长兼马列主义课教员；[4]吴冷西曾在抗大和陕北公学讲过马列主义课。[5]此外还有其他称谓，如抗大使用过“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理论课程”，[6]新文化干部学校曾称此类课程为“公民政治课”。[7]新中国成立前夕，华北高教会称之为“共同必修课”。1949年8月10日，华北高教会常委会第三次会议讨论决定，各大学院校全校共同必修课为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包括社会发展简史）、新民主主义论（包括中国近代革命运动简史）两种。[8]
2.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公共必修课”“政治课”“政治理论课”“共同政治理论课”“马列主义课”“社会主义教育课”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月8日，华北人民政府高等教育委员会就发布《华北专科以上学校一九四九年度公共必修课过渡时期实施暂行办法》，规定了本年度各年级必修“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新民主主义论”以及限特定专业的“政治经济学”。在此，用的是“公共必修课”表述。
接下来用的是“政治课”表述。1950年10月4日，《关于华北区各高等学校本学期政治课教学计划的几点指示》和《关于全国高等学校暑期政治课教学讨论会情况及下学期政治课应注意事项的通报》两份文件中使用的都是“政治课”。作为文件附录的《关于高等学校政治课教学方针、组织与方法的几项原则》《华北区1950年第一学期政治课“社会发展史”的教学内容与教育组织》，所用也是“政治课”，并提出“成立政治课教学委员会”。
但教育部随即要求取消“政治课”名称。1951年8月21日，《关于各校拟订1951年度教学计划时应注意的几项原则的指示》指出，为避免认为其他课程可以不必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偏向，“拟取消政治课这一名称”。9月10日发布的《关于华北区各高等学校1951年度上学期进行“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等课教学工作的指示》中再次提出，“为了纠正政治课与业务课对立的错误认识和只有政治课才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课目的不正确看法，‘政治课’一名称应予取消”，改为各科目的名称——“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新民主主义论”和“政治经济学”，并将现有的“政治教学委员会（或大课委员会）”改为各科目教学研究指导组。这里随带出现了“大课”这一表述。
这样的做法其实不利于明确思政课本身的相对独立性和特殊重要性。而且，用具体课程名称来代替思政课总类名称在技术上也是无法实现的，或许在只有一门课的情况下勉强可以，但思政课通常都有多门课程，在这种情况下就无法称呼了。正因为如此，高等教育部、教育部不久就重新使用“政治课（程）”的提法，并开始大量使用“政治理论课（程）”概念。1952年10月7日，颁布《关于全国高等学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课程的指示》，在标题中使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课程”的表述，正文中也出现了“政治理论课程”“政治课程”的叫法。1953年2月7日，高等教育部下发的《关于确定马列主义基础自1953年度起为各类型高等学校及专修科（二年以上）二年级必修课程的通知》中使用“政治课”一词；4月8日《关于各大行政区若干学校政治课各教研组建立经常联系的通知》和7月6日《关于各门政治课学期总结办法的规定的通知》等文件中直接使用“政治课”名称。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李达多次在武汉大学全体学生大会上强调学习政治课的重要性：“过去学理、工科的同学，不少对政治课的学习不重视，认为学不学无所谓，这种看法是不对的”，[9]161“学习政治课并不是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唯一方法，但却是必不可少的方法，并且是最根本的方法”。[9]413
在50年代后期，高校思政课又有过几种不同称呼。例如1954年《关于工、农、医二年制专修科二年级开设政治理论课程的通知》中使用“政治理论课（程）”表述。1955年4月25日教育部副部长刘子载在高等工业学校、综合大学校院长座谈会上《关于高等学校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长篇发言中，使用的也是“政治理论课程”和“政治理论课教师”的表述。1956年9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部关于高校学校政治理论课程的规定（试行方案）》中，对1954年政治理论课程规定作了修订，使用的仍是“政治理论课程”。1957年，随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全国开展，高校思政课又一度称为“社会主义教育课程”。1957年12月，高等教育部、教育部发布《关于在全国高等学校开设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指示》，规定原应开的四门政治课一律停开，全体学生和研究生必须学习“社会主义教育课程”。[10]31-321958年4月12日发布的《对高等学校政治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草稿）》中，又恢复使用“政治课”“政治课程”表述。[10]33这一时期部分文件也使用“马列主义课（程）”的称谓，如1957年8月1日中央组织部、宣传部《关于为抽调干部加强大、中学校及科学研究机关的领导向中央的报告》，1959年6月8日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党委会《关于今后工作任务的报告》等。
在60年代初开始使用“共同政治理论课”名称。1961年4月8日《改进高等学校共同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意见》，1961年7月24日《关于1961—1962学年度上学期高等学校共同政治理论课安排的几点意见》，1962年5月26日《关于高等学校共同政治理论课教学安排的几点意见》，均使用“共同政治理论课”表述。但随后又使用“政治理论课”。1963年8月9日教育部《试行“关于高等学校研究生政治理论课的规定”（草案）的通知》，在研究生层次上使用“政治理论课”表述，而在正文中同时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课”表述。1964年10月11日，中央宣传部、高等教育部党组、教育部临时党组《关于改进高等学校、中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的意见》中，使用了“政治理论课”的称谓。至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以政治运动取代思政课，“停课闹革命”，也就不存在思政课名称问题了。
3.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理论课”“政治理论课”“马列主义课”“马列主义理论课”“马列主义共同政治理论课”等称谓
改革开放后国家恢复了思政课建设，随后出现了多种称谓，如“理论课”“政治理论课”“马列主义课”“马列主义理论课”“马列主义公共理论课”“马列主义共同政治理论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课”“思想教育课程”“共产主义思想品德课”“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政治教育课”“两课”“思想政治理论课”“思政课”等。
1978年4月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高等学校马列主义理论教育的意见》中大量使用“马列主义理论课”（简称“理论课”）名称。同年10月的教育部《关于讨论和试行〈全国重点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试行草案）的通知》和1979年5月20日《高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的基本情况和存在问题》等文件中又把该课程称为“政治理论课”。[10]751980年4月29日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中又反复使用“马列主义理论课”表述；[10]811980年7月7日教育部关于印发《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马列主义课的试行办法》的通知，其中称为“马列主义课”；1980年10月，中宣部发出通知，要求恢复对学校马列主义课的领导关系，也是“马列主义课”。1981年3月28日《关于开设自然辩证法方面课程的意见》中，又使用“马列主义理论课”。1984年9月4日，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高等院校马列主义理论教育的若干规定》的通知，同时使用“马列主义课”“马列主义理论课”“马列主义公共理论课”等称谓。
1982年教育部发布《关于在高等学校逐步开设共产主义思想品德课程的通知》，于是出现了高校“共产主义思想品德课”名称。1984年9月12日，教育部印发《关于高等学校开设共产主义思想品德课的若干规定》，使用了“共产主义思想品德课”表述，并简称为“思想品德课”。1985年8月1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改革学校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通知》中使用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课”三种表述。[10]106-1081986年3月20日，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在高等学校进一步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改革学校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通知》的意见中多次使用了“政治理论课”。同年9月1日，国家教育委员会发布《关于在高等学校开设“法律基础课”的通知》，使用了“公共政治理论课”和“政治理论课”表述。[10]113-1141987—1988年，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进一步改革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公共课）教学的意见》和《关于高等学校研究生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公共课）教学的若干规定》等多个文件中使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公共课）”[10]118，135称谓。1987年10月20日，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高等学校思想教育课程建设的意见》中使用了“思想教育课程”，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有了区分。1991年8月《关于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若干意见》中继续使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课”。1993年7月26日，全国高校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使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政治教育课”[11]的提法。1993年8月13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采用同样提法，并简称为“两课”。[10]148此后到2004年，一直以“两课”作为课程简称，并在一些文件标题中直接使用。
1995年10月24日，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关于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教学改革的若干意见》的通知中将“两课”的全称定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该用法同样持续到2004年。1996年10月7日，国家教育委员会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形势与政策〉课程建设的意见》，将“形势与政策”纳入思想品德课的课程管理体系，文中还出现了“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和“思想政治教育类课程”提法。[10]1751998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印发《关于普通高等学校“两课”课程设置的规定及其实施工作的意见》的通知中，将“法律基础”纳入思想品德课。当“思想品德课”不再是一门课程而成为一类课程的时候，这个名称就成为一个类概念。具体地说，是高校思政课下的一个更为具体的类概念。
2004年4月，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大学生思想教育暨高校公共理论课教学调研工作的通知》，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决定于2004年4月上旬至5月上旬联合组织开展调研工作，着重调查研究大学生思想教育和高校公共理论课教学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这里所用的是“公共理论课”。调研为思政课“05方案”制订提供了重要参考，也是“05方案”制订的重要背景。同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提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12]之后“思想政治理论课”成为该课程官方的正式提法和固定用语。2005年2月7日，中宣部、教育部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使用“思想政治理论课”表述，并提出了“05方案”。2005年3月9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印发《〈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实施方案》的通知中，将“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简称为“思政课”，[10]219此后“思政课”作为官方简称使用至今。
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思想政治理论课”“思政课”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思政课建设。2019年3月18日，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在京召开，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在讲话中规范使用“思想政治理论课”和“思政课”的称谓，[13]372后者是前者的简称。为了贯彻座谈会讲话精神，2019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开头部分标明“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下简称“思政课”），并在全文使用“思政课”概念。总的来说，新时代对思政课的称呼，全称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简称是“思政课”。2022年4月，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亲自观摩思政课现场教学并参与讨论，提出“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14]2024年5月，习近平对学校思政课建设作出重要指示，明确要守正创新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15]“思政课”“学校思政课”作为合称得以相对稳定地发展沿用。
值得注意的是，新时代所说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和“思政课”，已经不再是原来高校思政课的概念，而是包括中小学在内的同类课程的总称。而且，“思政课”概念由原来的作为简称的辅助性概念，变成了更为正式的通行概念。
二、中小学思政课名称的历史演化
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工作课”“政治课”
习近平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谈到革命战争年代根据地和解放区中小学的思政课程：“在列宁小学开设‘社会工作’课程，在解放区的小学、陕甘宁边区的中学开设‘政治常识’课程。”[13]373在这里“社会工作”课程和“政治常识”课程，既是具体课程名，也可看作是课程类型名称。不过一般来说，“政治课”叫法更为通行。1948年10月，《人民日报》发文指出，“在课程问题上，对于中学，华北和东北都决定文化课占百分之九十，政治课占百分之十”。[16]12月6日，华北人民政府统一规定了中学政治课程标准。
2.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政治课”“政治理论课”
1949年11月，北京的市立二中，市立四中，师大男、女附中等校“决定在政治课上学习国际主义、介绍苏联及十月革命的意义”。[17]1950年8月，教育部颁布《中学暂行教学计划（草案）》，设计了各科课程表，其中排在最前面的科目就是“政治”，规定“除各科均应贯彻政治思想教育外，初高中各学年仍设政治科目，以期加强现阶段中学政治思想教育”。1951年6月，教育部《关于改定中学政治课名称和教学时数及教材的通知》中，要求从1951年秋季起取消原教学计划中的“政治”一科名称，称呼科目名称。11月，教育部在《中学“政治课”略有变更的通知》中，还是使用了“政治课”这一名称。1953年7月，《中学教学计划（修订草案）》中规定，初中二三年级设置中国革命常识，高中一二年级设置社会科学基本知识，高三设置共同纲领。[18]219后来由于受苏联影响，这类课程的设置逐渐减少，到1956年只保留了高三年级的“宪法”课，其他年级政治课停开。
毛泽东在1957年3月7日普通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强调，中学应当有政治课，而且要联系实际、生动有趣；课本要两三年修改一次，使之不脱离实际。[19]953月17日，毛泽东得知政治课停开后，写信给周恩来等人，指示“要恢复中学方面的政治课，取消宪法课，要编新的思想、政治课本”。[19]1146月8日，教育部下发1957—1958学年度中学教学计划》，初、高中各年级增设政治科。[18]2558月17日，教育部在《关于中学、师范学校设置政治课的通知》中，要求全面恢复政治课，并规定课程总称为“政治课”，高一高二讲“社会科学常识”，高三讲“社会主义建设”。
1964年10月11日，中宣部、高教部党组、教育部临时党组印发《关于改进高等学校、中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在大学和中学共同使用“政治理论课”表述，提出中等学校开设“做革命的接班人”“社会发展史”“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辩证唯物主义常识”“毛泽东著作选读”等课。[10]51“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小学的政治、语文课合并，以毛泽东著作为基本教材。
3.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政治课”“思想品德课”“思想政治课”
改革开放后，中学政治课逐渐恢复。1977—1978年间，教育部逐步明确并调整了中学政治课各年级的课程设置。1979年5月20日《高校学校政治理论课的基本情况和存在问题》中，提到“中学政治课程”“中学政治课研究室”，并提出“解决大、中学校政治理论课的分工和衔接问题”。[10]771980年9月，教育部在《关于印发改进和加强中学政治课的意见的通知》中，又明确使用了“中学政治课”的称谓。198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改革学校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通知》中，将小学思政课称为“思想品德课”，中学思政课称为“思想政治课”，以区别于高等学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
1985年11月，原国家教委在《关于落实中学思想政治课改革实验的通知》中使用“思想政治课”表述，提出“从现在起，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在部分地方首先进行中学思想政治课改革的实验”。[20]1992年3月，原国家教委颁布《全日制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大纲（试用稿）》，决定从1992年起各年级不再分列课名，而统称为“思想政治”。1993年印发《国家教委关于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政治课课程设置的意见》，1996年印发了《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思想政治课课程标准（试行）》，1997年印发了《九年义务教育小学思想品德课和初中思想政治课课程标准（试行）》，可见国家教委将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思政课称为“政治课”，将普通高中、初中思政课称为“思想政治课”，将小学思政课称为“思想品德课”。
2001年6月，教育部关于印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的通知中规定，高中仍称“思想政治”课，初中则改称“思想品德”课。2002年，教育部颁布全日制义务教育《品德与生活课程标准（实验稿）》和全日制义务教育《品德与社会课程标准（实验稿）》，规定小学由“思想品德”课改为“品德与生活”和“品德与社会”课；2003年，教育部颁布《全日制义务教育思想品德课程标准（实验稿）》，规定初中由“思想政治”课改为“思想品德”课；2004年，教育部颁布《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实验）》，规定高中仍然叫“思想政治”课，五册教材分为经济、政治、哲学三大部分。2005年《教育部关于整体规划大中小学德育体系的意见》中，将小学思政课称为“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类课程”，其中低年级小学开设“品德与生活”，高年级小学开设“品德与社会”；将中学思政课称为“思想品德、思想政治类课程”，其中初中开设“思想品德课”，高中开设“思想政治课”。
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思想品德课”“道德与法治”“思想政治课”“德育课程”“思想政治理论课”“思政课”
2016年4月，教育部发布《关于2016年中小学教学用书有关事项的通知》，决定从2016年9月新学期开始，将小学和初中起始年级的“品德与生活”和“思想品德”课程教材名称统一更名为“道德与法治”，这一名称既是具体课程名称，也是义务教育阶段思政课统称。2017年8月，教育部印发了《中小学德育工作指南》，其中使用了“德育课程”概念，认为它包括小学初中阶段的“道德与法治”课和高中阶段的“思想政治课”。2017年底，教育部印发《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2017年版）》，使用“思想政治课程”概念，该课标于2020年作出修订，为当前使用标准。
2019年3月18日召开的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不仅包括高校思政课教师，而且包括中小学思政课教师。其中“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简称“思政课”）是包括中小学在内的统称。随着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的发展和“大思政课”建设的全面推进，“小学思政课”“中学思政课”的用法也越来越常见于各种新闻媒体、学术论文之中。“思政课”已经成为大中小学通用的规范概念。
三、思政课名称变化的理论反思
在人类社会和文化中，给予任何事物一定名称，这对于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是很必要的。我们常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是有一定道理的。思政课作为我国学校普遍开设的课程，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它理应具有自己明确而统一的名称或称谓，这是高度重视思政课、整体观照思政课、加强和改进思政课的必然要求。
这里所说的思政课名称，不是指每门具体课程的名称，而是指各门思政课的统称或总称。思政课是我国学校中区别于专业课、业务课、知识课、通识课等的一类特殊课程，它理应有自己类型的名称。而且，作为我国学校正式课程，体现着国家的统一意志，其名称也应当是确定而统一的。这里所说的统一应该是全面的统一，既包括全国各地用法的统一，也包括不同历史时期称呼的统一，以及大中小学称呼的统一。但从历史来看，情况并非如此。多年来，学校思政课的名称在不同时期是各种各样、很不统一的，而且即使在同一个时期也往往同时使用几个不同的表述，大学与中学、小学之间，小学与大学、中学之间，往往并不完全一致，且都是规范性文件中使用的，这背后肯定有其原因。
思政课名称之所以长期以来没有得到统一表述，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这与以往对思政课的关注和重视不够有关。从政治高度来说，我们党历来重视思想政治教育，新中国教育事业也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因而不能说以往我们对思政课不重视。但从具体情形来看，特别是与现在党和国家对思政课的高度重视相比较，以往对思政课的关注毕竟是有所不足的。思政课的相对独立性和特殊重要性没有得到应有的凸显和强调，对思政课的总体把握和整体推进不够，因而思政课建设存在不少问题，名称上“杂乱无章”的状态就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固然，“名称”问题总是不及内容问题重要，总是不如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实际工作重要，但也绝不是无关紧要或可有可无的。核心概念、总体性称谓，并不只是简单的称呼问题，而是属于工作指导和理论层面的问题，缺少核心概念或核心概念混乱，是宏观把握和理论准备不足的反映。如果对思政课本身的价值有足够的重视，如果对思政课始终有密切关注，如果对思政课的研究有足够的开展，就一定能注意到这个缺陷并加以弥补。可见，长期以来缺少对思政课名称问题的关注，缺少这方面的自觉意识，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这与思政课演化背景的多样多变有关。思政课的历史是党和国家历史的一部分，它是随国家形势而变化的。随着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形势和任务会发生变化，从而影响到学校思政课。从历史上看，在不同历史时期及其具体形势下，教育部门多次就思政课作出规定或调整，有时是课程设置上的规定和调整，有时是教育教学上的要求和调整，而每一次发布相关规范性文件，其中都或多或少地使用到思政课的名称，而在使用思政课名称的时候往往使用不同的称谓。如果说国家形势和政策的变化会影响到学校课程设置和教育教学基本要求方面的变化，那么同样，课程设置和教育教学要求的变化也会影响到思政课名称的变化。当社会凸显政治氛围的时候，学校思政课就突出政治课程，称谓上就多用“政治课”。当强调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时候，理论课程就加强，相应地就多使用“理论课”或“政治理论课”。当全国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那时的学校思政课就改称为“社会主义教育课程”。当思想教育和思想品德跟不上理论教育的时候，就加强思想教育和品德类课程，从而“思想品德课”的表述就出现了。而当社会要求学校思政课综合体现思想、政治、理论全面性时，就把思政课称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当然，在具体称谓上也有许多偶然性和随意性，并不是完全可以从社会形势变化直接推导出思政课名称的具体变化。
再次，这也与思政课的多重属性和人们关注思政课的不同角度有关。思政课本身看起来简单，但实际上相对复杂，因而具有多种属性。比如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直接体现而具有政治性，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主要内容的课程具有理论性，作为学校中面向所有学生的课程具有公共属性，作为所有学生都必须学习的课程具有必修属性等。不同的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思政课，侧重其不同属性，从而产生不同称谓。历史上存在过的几十种不同称谓，是从不同角度和属性上命名思政课的结果，以及在同一个角度上表述略有差异的结果。比如，从思政课在学校课程体系中的公共课属性来看，可以称为“公共课、共同课、必修课”等；从思政课的政治理论属性上，可以称之为“政治课”“理论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等；从思政课的功能上，可称为“思想教育课”“思想品德课”“思想政治教育课”等。此外，还有因大中小学不同学段上的差异而导致的不同表述，如“思想品德课”“思想政治课”“思想政治理论课”等。
最后，这也与我国意识形态语言的丰富性和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名称表达的多样性有关。学校思政课是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国家意识形态工作的一个特定领域，它的话语方式和具体表述特点无疑会受到后者的影响。不论是从历史来看还是从现实来看，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具有众多相关概念表述。比如政治工作、政治教育、思想工作、思想教育、政治思想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政治思想工作、思想政治工作、宣传工作、宣传思想工作、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思想道德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等。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一方面，是由党和国家思想政治教育的全面性和丰富性所决定的，是由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践开展的广泛性和多样性所决定的；另一方面，也与我们长期以来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理研究和理论整合上工作做得不够有关。对同一种现象和事物，大家随意使用不同而又相近的概念，以为意思到了即可，而不求学术概念上的精密，也少做相近概念的辨析。这种情况肯定会对学校思政课的表述有一定影响，可以说思政课名称表述上的随意性也是思想政治教育本身表达灵活多样性的一个反映和体现。
我们要看到，思政课经历的这些变化有其价值。以往这些极为多样的称谓，可以说是一种不断的探索，尝试过了所有的称谓可能，为以后形成更为精确的称谓打下了基础、做好了准备。经过这些自发的探索，思政课最后形成自己的规范表述“思想政治理论课”，这是对以前所有那些不同称谓的综合，既反映了思想教育的目的，又体现了政治性质和要求，还标明了课程的特点。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名称的形成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具有一定的必然性。至于进一步简称为“思政课”，那就更加简明方便和具有普遍使用价值了。至此，思政课称谓或命名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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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5年第9期
